吴官正说:“偷”家里几升米交学费！
名字的由来
我的家乡是江西省余干县乌泥村。我出生于1938年8月25日下午3点左右。
在我出生之前，因为村里有个恶霸把脏水泼到我奶奶身上，我叔叔来到水边就动了手。家里人知道舅舅是个走投无路的人，就先向恶人告状，去县城打官司，告舅舅打人。结果我舅舅被判给家里交18吨小米，不然就坐牢。走投无路，舅舅去卖男青年，卖了18吨小米，去当兵了。我出生后，父母请水叔给我起了个名字。想了想，他感慨道：“我是讲道理的，但最后官司输了。我觉得叫‘官正’。”不久，舅舅随部队去了湖南衡阳。不到半个月后，他死于霍乱。
那时候我爷爷奶奶，我家，我舅舅家，我舅舅都挤在一个三人间的小瓦房里。由于贫穷和贫穷，一家三代都难以维持，最后还是分开了。这个房间是爷爷奶奶和叔叔住的，我家和叔叔家都搬出去了。叔叔家去外村借人家的小屋，我家借亲戚家半破的房子。后来妹妹重生了，一家六口挤在一张旧床上。
那时候家里生活很苦，经常吃最后一餐，一年四季经常喝瘦菜饭。最可怜的是我的父母姐妹。因为我是男生，妈妈特别照顾我，每天晚上给我一个红薯吃。夏天下雷雨的时候，我妈怕房子塌，就把我塞到床底下：“快进去，如果房子塌下来把你摔坏了，我们家就要断根了。”
大概5岁的时候，一个有钱邻居的儿子结婚了，一个小孩拿着他的饭碗倒在草地上，把碗里的米饭和蒸肉撒在地上。人走远了，妈妈把地上的肉捡起来塞到我嘴里。味道好极了，她觉得以前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肉。然后她抓起草地上的米给了我。
“偷”家里几升米交学费
我8岁的时候，父母把我送到了私立学校。大概花了我几个月的时间，很快就学会了三本书读。老师让我背《千家诗》，后来又背了《纲鉴》。我的扫盲背书经常被老师表扬。
九岁那年，家里穷得我不得不休学，直到解放。1950年秋天，我经常一边捡猪粪，一边去村里的小学教室晒太阳。老师在里面教，我隔着窗户认真听。放学后，为了表现出来，我故意大声背老师教的东西。一个胖老师，后来知道是詹秦虹，问我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你读过书吗？你为什么不来学校？”我回答：“读了一年私塾，已经忘了一大半了。家里穷，没钱上学。”他说：“你家里连几升米都没有吗？”听完之后，我默默的离开学校，回家了。
过了几天，我要求上学。父母说，买不起就去种地！我不放弃。又过了一天，我从家里“偷”了几升米，用一条旧裤子绑好，背着爸妈，快步跑到学校报到。
到了学校，老师看到我已经12岁多了。当我问我在几年级的时候，我想了一下，说：“我在四年级”。上课的时候语文课本单词不多，算术也没学过，跟不上老师讲课的进度。经过努力，我设法进入了五年级。五年级开始就要写作文了。我不会经常抄同学。算术还可以，但是历史地理记不住了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五年级下学期，然后慢慢补救，能够跟上学习进度，有些课还不错。
1952年底，我小学毕业。在家工作半年后，1953年夏天，吴妮小学18人参加初中入学考试，我和村里另外两个同学一起通过了考试。为了养tuiti
1953年夏天，我通过了豫干中学。余干中学位于县城，离我家十几公里。我带着一床破旧的被子和一个木制脸盆来到玉干中学。学校看了村里的介绍信，给了我一等助学金，每个月3.6元。由于缺乏助学金，不够支付伙食费。
了不到两个月，一个周末，学校公布停我的伙食。
我找到班主任张泗安老师说：“张老师，我家没钱，实在读不下去了，我想过两天休学回家。”张老师说：“你村里的介绍信说你家生活‘比较困难’，所以给你丁等助学金。有的同学开的介绍信是‘很困难’，就给甲等，‘困难’给乙等或丙等。”我介绍家里的情况后，张老师说：“啊，这么个情况！我向学校领导反映反映。”第三天，张老师找到我说：“学校决定给你丙等助学金，一个月5.4元，每月伙食6元，不够的你家想办法吧！要不，星期六你就回家去，星期天晚上再赶回来，这样也能读下去。”
1954年发大水，家里的田地和房屋全都淹了，一无所有。这个学还能上吗？可我太想读书了，决心坚持读下去。母亲把她和姐姐、妹妹的首饰拿到县银行卖了十元四角钱，总算交上了学费。在亲戚家抵押不成这件事，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。
那一年学校也进了水，只好改在粮食仓库上课。水退后，又搬回学校。也许是差点儿失学的原因，我不知哪里来的那股劲，学习动力十足，学得也很轻松。不仅完成了当时的学习进度，还挤时间自学数理化，到初二下学期，初中的数理化全部学完。在老师的帮助下，这年我也评上了乙等助学金。
到了初三，我学习更主动，成绩也更好了。1956年6月10日，我还加入了共青团。快毕业时，张泗安老师三番五次给我做工作，要我报考高中。我说：“我家实在太困难了，如果已经定了，请学校给鄱阳中学说好，每年给甲等助学金，不然我确实不能去。”他沉默了一下说：“这个，你放心。”
这样，我就借来高中一年级的数理化和语文书，开始自学。到鄱阳中学上学时，高中一年级的全部课程我都自学完了。
带着“伤寒”高考
鄱阳县离我家约25公里。1956年8月底，我带着八角钱去鄱阳中学报到，注册登记的那位中年人说：“请交钱和证件。”我回答说：“我说不上高中，校长硬要保送我来。我只有八角钱，还要留下用。学校答应过，你去问问好吗？”这个中年人说：“还有这样的学生，真有意思！”他问后回来说：“你先报到吧。”
开学以后，学得轻松愉快，助学金也如愿得了个“甲等”，没有了生计的后顾之忧。我更潜心钻研，希望这一年抓紧自学完高中二、三年级的课程，争取第二年去考大学。我很刻苦，也很认真，把借的高二、高三的课本在一年内全部自学完，所有的练习都做了。到了1957年6月，我问学校领导：“高一学生能不能报考大学？”校领导回答：“不行，没有这个规定。”我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。
从高二开始，我就自学大学的数学，用了两年时间，学完了极限、导数、微分等课程。高二、高三每学期考试，各门功课都是五分。
在高二上学期的时候，父母得了伤寒，我请假回了趟家。回校后不久，自己也染上了副伤寒，高烧不止。学校很着急，把我抬到县医院，有一周左右高烧到39.5℃-40℃不退。孙守谦校长请求县委书记批准用18颗氯霉素。我吃了两天，烧就退了。住了近一个月的院，家里没钱，据说是学校报请上级教育局同意，用几个名字领甲等助学金报销了我的医药费。
在高考的节骨眼上，我却发起烧来，考数学时高烧39.7℃，学校请医生给我打安乃近退烧。监考老师很关心，看到我做完题正在检查，就说：“你都做对了，交卷吧，回去休息。”
1959年8月上旬，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来了。我听说后，从家里跑了四公里路到石口乡政府去领。心里高兴，一路唱一路跑到家，后来又赶到县城告诉了我的爱人，高中同班同学张锦裳。她也很高兴，不过又有些担心。为了使她放心，我说：“我们结婚吧！”她点点头，同意了。没过几天，她妹妹送她到我家，吃了一桌饭，用的是旧床、旧被，我们就这样结合了。
转自听党话 来源：根在故乡